久违了,延安精神

2020-01-08 17:25 次浏览

  在中国共产党80多年的历史上,延安时期是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和愈挫愈奋、兴旺发达的“黄金时期”。宝贵经验之一,就是在局部执政条件下和艰险困苦环境中,在革命根据地认真探索和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积极实践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这应该成为我们党今天在全国执政条件下和长期改革开放、和平建设的环境中趋利除弊、拒腐防变的史镜和必修课。


  毛泽东闻骂“罪己”


  1941年夏季,毛泽东曾两次受到了群众的“咒骂”。


  第一次是6月3日下午,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不幸遭雷击身亡。同日,一位农民饲养的一头毛驴也被雷电击死了。这位农民逢人就说:“老天爷不开眼,响雷把县长劈死了,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保卫部门闻讯,要逮捕这个“反革命”,并作公开处理,以一儆百。


  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立即制止了保卫部门的行动。毛泽东说:群众发牢骚,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我们是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这是一个必须坚持的原则。毛泽东还说: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共产党是鱼,老百姓是水;水里可以没有鱼,鱼可是永远也离不开水啊!


  不久,毛泽东又受到了清涧县农妇伍兰花的“咒骂”。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耕地时,不幸被雷电击毙。伍兰花大骂“世道不好,共产党黑暗,毛泽东领导官僚横行……”中央社会部闻讯后,把伍兰花拘押到延安,并由保卫部门建议判处死刑,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公审后枪毙。


  毛泽东得知此事,严厉批评社会部:哪有共产党捕杀老百姓的道理!简直荒唐!这是国民党的黑暗做法,是反动派在旧中国长期搞的一套官僚做法!我们共产党绝对不能搞这一套!他叫保卫部门负责人立即把伍兰花请来。


  伍兰花哭诉:1935年中央红军来了以后,分到五亩地,头几年还好……这几年变了,不行了,干部只管多收公粮,谁不交就骂谁,有的话骂得实在难听了……咱那沟畔二十户人家,至少有五家交不起公粮,数咱最苦最难了……现在丈夫死了,家里的顶梁柱没有了,咱可怎么活呀……


  伍兰花离开以后,毛泽东情绪难平,对秘书和警卫员说:这个妇女骂人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负担太重了,干部又作风粗暴。她心里有气嘛!为什么要抓她呢!我们解放一个地方,安排几个掌权的人,如果都变成了欺压老百姓的官僚,那么,我们这些当年的泥腿子、手艺人和长工、脚夫,或者教书先生们,何必浴血奋战、出生入死呢……要记住,老百姓永远是养育我们的再生父母,也是我们了解社情民意的先生啊!


  后来,在1945年党的七大期间,毛泽东在讲话中又四次“检讨”农民负担重的问题,并指出“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从此,批评和自我批评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一起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


  延安民主实践的五条经验


  毛泽东从群众的骂声怨声中深刻反省,并举一反三,下决心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同志一起,采取一系列措施改进工作,推行民主,汲取民意,保障民权,改善民生,节制民劳,争取民心。例如――


  深入调查研究,掌握真实的民情民意。毛泽东等人通过调查发现,“确实公粮太多”,“加重了人民的负担”。陕甘宁边区地广人稀,平均每平方公里约16人,而且灾害频发,广种薄收;向农民征收的公粮(农业税)却逐年加重,由1937年的1万石(1石约300斤),增加到1941年的20万石;1941年老百姓还买了500万元公债,又出工出畜运输公盐6万驮(1驮约150斤),都是不小的负担。毛泽东说:这样把老百姓搞得相当苦,这些事还不是毛泽东搞的?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我不怪说这个话的人,怪我们自己。


  实行精兵简政,减轻人民负担。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以后,机构膨胀,人员增加,1941年脱产人员总数相当于1937年9月的5倍。这不仅加重了农民负担,而且滋长了官僚主义。


  1941年11月6日,开明绅士李鼎铭等11位议员建议“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毛泽东批示:“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11月18日,参议会通过了精兵简政的决议;11月21日,李鼎铭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会后,“李先生言者有功,毛主席闻者足戒”成了一段佳话。


  1942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统一领导与精兵简政工作的指示》,严肃指出:“各根据地很多都是机关庞大,系统分立;单位太多,指挥不便;干部堆在上层,中下层虚弱无力……如果再不改变,简直是自杀政策。”同月,毛泽东强调:“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


  在中共中央领导下,陕甘宁边区政府先后进行了3次精简:各厅、处、院的内部机构精简了1/4,直属机构从35个精简到22个,工作人员从469人精简到279人……从根本上解决了“鱼大水少”的矛盾,在节约政府经费、提高工作效能、减轻人民负担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陕甘宁边区向农民征收的公粮,由1941年的20万石,减到1943年的16万石,1945年又减到12万石。


  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渡难关。1940年至1942年,是各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面对异常严峻的形势,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毛泽东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他还把大生产运动与1942年整风运动一起,称为在当时整个革命链条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两个环节。


  执行“三三制”,创建民主政权。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的法宝”之一;“三三制”是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关于统一战线的政策和原则。它明确规定:抗日民主政权中人员的分配比例,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各占1/3(党外人士大体共占2/3)。


  1941年11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改变了第一届参议会(1939年1月召开)选举的边区政府负责人全部是中共党员的状况,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三三制”,选举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开明绅士李鼎铭为副主席。在选举边区政府委员时,当选的18人中本来有中共党员7人,由于超过了“三三制”的规定,德高望重的徐特立主动申请退出,改由一名党外人士递补当选。议员代表李丹生在闭幕会上发言说:“共产党‘说到做到,以信义昭示天下,则天下都是你们的’。”李鼎铭副主席认真地说:“我原本不愿出来做事的,是受到毛主席在参议会上的演说的感动才出来的,在党外人士有职有权的鼓励下出来的。”


  延安时期进行的四次选举,切实做到了“普遍、自由、直接、平等”,堪称国史、党史上民主选举的典范。当时的宣传口号是:“民主政治,选举第一。没有选举,就没有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革命。”选民们也用民谣、小曲表达自己的心声:“民主政治要实行,选举为了老百姓。咱们选举什么人?办事又好又公平。”许多足不出村的小脚老太太都骑着毛驴,翻山越岭,赶到选举地点。为了使不识字的选民能够行使选举权,不少地方还使用了“碗里放豆”、“香头烧洞”等便于操作的选举方式,开创了“草根民主”的先河。


  厉行廉洁政治,“只见公仆不见官”。早在1937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一份材料的批语中就明确指出:“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彰显了延安时期“从严治党”的思想和行动。


  美国记者斯诺先后两次长期访问陕北根据地和延安,他写道:我看到毛泽东住在简陋的窑洞里,穿的是打了补丁的衣服,吃的是小米饭和辣椒土豆丝;周恩来睡在土炕上;彭德怀穿的背心是用缴获敌人的降落伞做的;林伯渠的耳朵上用线绳系着断了一只腿的眼镜;林彪请我吃的是“面条宴”;红军大学学员把敌人的传单翻过来当作课堂笔记本使用……“他们坚忍卓绝,任劳任怨,是无法打败的”。斯诺称赞“只见公仆不见官”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是“东方魔力”、“兴国之光”。


  黄炎培等人感慨国共的“十好十坏”


  天上星移斗转,人间沧桑兴亡。“民主”却是人们常谈常新的话题。


  1945年,黄炎培、傅斯年等六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为推动国共两党团结谈判等问题,对延安进行了“破冰之旅”,看到了这样一番景象:“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叫化子,六没有小老婆,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奢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这“十个没有”的清新气象,与他们在重庆等地看到的国民党统治者“一句真话不讲,两面做人不羞,三民主义不顾,四处开会不绝,五院兼职不少,六法全书不问,七情感应不灵,八圈麻将不够,九流三教不拒,十目所视不怕”的腐败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谓“重庆有官皆墨吏,延安无土不黄金”――这正是共产党实行民主政治与国民党实行专制统治所产生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


  1945年8月10日,黄炎培在重庆出版了《延安归来》。他在书中写道:“就我看到的……每个人得投书街头的意见箱,也个个得上书建议于主席毛泽东。”“至于中共重要人物毛泽东先生,依我看来是一位思想丰富而精锐又勇于执行者。朱德先生一望而知为长者。此外,轰轰烈烈的贺龙、彭德怀、聂荣臻、林彪、刘伯承……诸位先生(徐向前先生在病中没有能相见)在一般人想象中,一定脱不了飞扬跋扈的姿态。料不到,这几位先生都是沉静笃实中带着些文雅,一点没有粗犷傲慢样子,天天见面笑谈,真是古人所说‘如沐春风中’。这一点太出我们意外了。”“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贵的精神,倒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追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左舜生也对梁实秋说,在延安的各级政治机关门口没有警卫,任何老百姓都可以排闼(小门)直入。


  时过境迁,物变人非。古今中外列朝列代、列国列党的史实和现实都说明,腐败是执政者(个人、集团、政党)的天敌,民主是腐败的天敌;知耻后勇者兴旺发达,讳疾忌医者自取衰亡。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仍须大力弘扬“久违了”的延安精神,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切实防止和纠正那种“监督难,监督领导更难,监督上级领导难上加难”以及“假民主真集中,先集中后民主”、“人民当家不作主,长官意志说了算”等不良现象。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真正做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不要假心假意;不折不扣地向人民负责,不要“唯上、唯书”;真心实意地让人民作主,不搞“衙门作风”;自觉自愿地受人民监督,不搞特殊化。只有这样,才能防止由人民公仆而腐败、蜕化为人民公贼甚至人民公敌,才能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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