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篇关于鸦片战争的论文范例欣赏(共5篇)

2020-01-09 20:56 次浏览

  鸦片战争是每一个中国人都知晓的悲痛历史事件。鸦片战争爆发及失败的原因我们也是一目了然。晚期腐败羸弱的清政府紧闭的大门被当时如日中天的大英帝国打开。之后许多资本帝国主义随之而来对中国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杀戮焚烧和侵犯。但是本着存在皆合理的理念,让我们回到当时的场景,深刻剖析鸦片战争带给中国的改变,以及鸦片战争前后的争议。


  第1篇: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分析研究


  1840年英国为了打开中国大门,在中国获取更多的黄金白银,英国以林则徐在虎门销毁鸦片为借口对华发起了战争。史上称为鸦片战争。中国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面对敌人的枪弹炮火,封建王朝的铁刀兵器只能以失败落场。鸦片战争为中国带来历史上抹不去的屈辱。


  一、鸦片战争的简述


  之所以叫鸦片战争,是因为鸦片是战争发生的原因。鸦片战争前,中国紧锁大门,不予外界有联系,没有任何外交行为,闭关锁国的状态凸显了封建王朝的专政与落后。而此时的世界都在掀起工业革命浪潮,英国优先完成了工业革命,称为了当时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之一。英国极力想要开启中国的大门,不惜走私鸦片来获取更多的利息,也试图通过鸦片来毁灭中国。鸦片给中国广大老百姓带来了巨大的危害,造成中国老百信心态散漫,经济萧条,中国统治阶层只能出策应对。禁烟对策取得了有效成果却也因此引发了战阵。1984年6月英国咋中国广东珠江海口发起了对华战阵,史称鸦片战争。战争以中国的惨败而告终。中国签订了《南京条约》,标志了中国丧失主权,成为了半殖民地国家。还给英国献上了大量的金银财富作为赔偿。中国的主权遭到破坏,从此中国开始了半殖民地阶段,并且在后期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都在外国强国的压榨下艰难生存,寻找生机。


  二、鸦片战阵对中国的影响


  (一)政治上的影响


  ①对封建王朝统治的冲击


  鸦片战争中国封建政府失败是必然结果,战争后中国对英国签订了不平等的条约,割地赔款等一系列霸王条款不仅使中国丧失主权,还为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了,中国人民在夹缝中艰难生存。封建政府的退让和落后严重伤害了中国老百姓的感情,中国百姓对封建政府深感失望。农民阶层开始意识中国封建政府的腐败无能,开始树立起自救自强的意识,想要通过起义找回失去的主权和领土,推翻腐败的封建政府。例如1851年-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在中国历史农民起义画上辉煌的一笔。它是中国历史最庞大也是最具有代表得农民起义运动。虽然太平天国运动仅仅持续了十四年就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提倡自由平等的思想为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加快了封建统治阶层的衰败,封建统治权利受到了冲击。


  ②农民和工人阶级壮大


  两次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灾害,其中农民和工人是最大的受害者,他们不仅要继续被封建统治阶层剥削,还要受到外强的压榨的屈辱。鸦片战争后,外国在中国开设工厂,对中国的劳动人民肆意奴役,中国的本土商业经济受到冲击,工人阶层的利益受到了破坏。面对这样水深火热的环境中,中国的农民和工人只能自强自救。鸦片战争促进了中国社会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思想的崛起,为后期的历史改革发展奠定了基础。


  ③社会矛盾的激化


  鸦片战争激化中国封建社会矛盾是必然的影响。封建社会主要矛盾就是封建统治与人民之间的矛盾,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矛盾被激化,中国不仅面对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还要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社会矛盾的激化让中国近代社会动荡不安,加快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瓦解,推重中国近代革命的发展。


  (二)经济上的影响


  ①打破了中国传统的经济体制


  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农业大国。我们知道,在鸦片战争前中国属于闭关锁国的状态,中国的经济体制也一直属于自给自足的封闭式自然经济。人们都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辛苦耕种,满足自己的需求。然而这样的经济体制导致中国社会生产力严重不足,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不高,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严重滞后。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资本输出占据了中国的市场,资本主义体制被带到中国社会发张中,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制受到冲击,中国在资本主义市场的影响下经济体制在逐渐转变。列强在中国办厂生产刺激了中国社会的生产,也开始对外出口商品,例如茶叶,陶瓷等具有特色的商品。中国的传统自然经济逐步崩溃瓦解。


  ②为中国经济带了巨大的损失


  鸦片战争前列强就想在中国谋取更多的利益,鸦片战争后,中国惨败,英国获得了大量白银赔偿和领土,助长了其他列强刮分中国的野心,加快了其他列前的入侵。而落后就要挨打,中国政府不断让步不断满足列强的要求。巨额赔偿和不平等条约使得中国陷入巨大的经济危机,加深了中国封建政府对农民阶层的剥削压榨,使得老百姓生活越过越穷。


  (三)文化上的影响


  ①传统观念的改变


  纵观中国古代的发展,中国一直居于大国之中,不断扩张领土,并且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的的历史文化。古代中国以自己为中心,看不到外面的世界发展。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封建思想受到冲击,它的弊端也日渐显现。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文化思想,以此改变落后的局面。例如洋务运动的兴起。在鸦片战争中,统治阶层清楚的认识到了外强的舰船烈炮与中国当时的尖刀兵器的差距,他们想要通过学习和引进西方的武器和生产设备,改变中国落后的现状。洋务运动虽然最后一失败告终,但是它改变了中国封建传统思想,让人们意识到只有走出去才能发展。


  ②现代教育的兴起


  西方教育的传播是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重要的文化影响。我国古代教育以封建思想为主,讲究吟诗颂词,学习礼乐儒术。教育出来的人才为国家所用,却不是实用性人才,缺少实践经验,无法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鸦片战争后,西方思想流入中国,促进了中国古代教育的转变。例如在洋务运动期间开办了新式学堂。着重培养军事,技术,外语翻译等适合社会发展的人才,在教学方式上面也学习西方课堂教学方式和组织形式,还安排了留学生去国外学习。中国的现代教育由此产生并开始发展。


  三、总结


  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既是双面性的,好的影响就是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加速了中国封建统治的沒落和完结,是中国现代化的开始,促进了中国近代新思想和革命的发展,加快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而坏的影响就是中国丧失了主权,流失了大量的金银财富,使中国劳动阶层的利益受到严重的损失,中国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加艰苦。然而鸦片战争却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纵向现代社会的必然过程,没有鸦片战争也会有其他的战争来打开中国的大门。我们需要以史为鉴,壮大发展才能不让历史的悲剧再次发生。


  


  第2篇:关于《鸦片战争》的教学设计


  一、教学内容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国历史(八年级上册)》(人教版)第一单元《侵略与反抗》第一课《鸦片战争》。


  二、课前分析


  (一)课标要求


  讲述林则徐虎门销烟的故事;列举中英《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认识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


  (二)教材分析


  本课是整本书的第一课,也是第一单元的第一课,对第一单元乃至整本教材起着一个引导和开启的作用。鸦片战争是我国近代化的开端,与后面近代化过程有着必然的联系。本课分为林则徐虎门销烟和中英《南京条约》两个子目,在开启学生近代民族观念和意识有着重要作用。


  (三)学情分析


  该班为初中二年级学生。学生独立学习知识来源较少。能力相对较低,对《鸦片战争》这段历史可能听过,但是了解不深。大部分学生上课积极认真,对历史故事比较感兴趣,少数学生有自我预习的习惯。


  三、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能力


  了解鸦片战争前英国向中国走私鸦片的概况。从经济、社会、健康等多方面归纳出英国向中国走私鸦片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危害。自我讲述林则徐虎门销烟的故事。体会中国军民反对侵略的意志,能正确复述出鸦片战争主要经过。能准确说出中英《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分析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认识中国开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二)过程与方法


  通過学案导学,采用先学后教、故事讲述与材料分析,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与材料理解能力。达到对知识点的掌握和落实。同时结合问题教学和图片教学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增强课堂活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体味林则徐的爱国精神和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的壮举,逐步认识毒品的危害。初步了解中国近代的屈辱历史,增强民族意识。


  四、教学重难点


  重点:中英《南京条约》;难点: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五、教学过程


  (一)新课导人


  多媒体上显示“2017年7月1日?”并附上香港回归的图片。


  师:同学们想一下2017年7月1日是什么值得纪念的日子?


  学:香港回归20周年。


  师:香港本是中国的领土,又怎么会有回归一说呢,中国的领土又是怎样落人外国人手里。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本课鸦片战争。来了解一下中国近百年来屈辱史的开端。


  (二)教学环节


  1.国民销烟


  多媒体上显示“鸦片”并附上罂粟花和罂粟果实的图片。


  师:什么是鸦片呢?这图片上的花叫罂粟花,鸦片实际上是一种用罂粟汁熬制而成的麻醉毒品。


  多媒体上呈现英国1799年到1839年英国向中国输入鸦片情况的柱状图。


  师:在18世纪的时候英国就开始向中国输入鸦片。只是数量不大。但是英国为了在中国谋取更大的暴利,就不断加大对中国的鸦片输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幅图,图中可以看出从1799年到1839年英国向中国输入的鸦片可谓是迅猛增长。这漂亮的罂粟到底给中国社会造成了一个怎样的影响?


  多媒体上呈现中国人吸食鸦片的漫画和漫画“鸦片是死神递给清朝人的”。


  师:有人画了一副十分形象的漫画,鸦片是死神递给清朝人的。从这些图片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中国人吸食鸦片,骨瘦如柴,严重影响了国人健康。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两则材料。


  多媒体呈现:


  材料一:一箱鸦片须400元到800元银洋。3.5万箱鸦片共值2000万元。时银洋1元大体合库平银7钱,折元成两。其数在1000万上下,而国库全年收入不过6000万两。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二:其初不过纨绔子弟,习以浮靡,尚知戢,嗣后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时在吸食,置买烟具,为市日中。


  ——黄爵滋


  师:现在我们请同学来回答一下。通过这两篇材料可以看出些什么。(学生回答)


  师:有的人为了吸食鸦片弄得家破人亡。不仅如此,百姓、贵族、官僚都吸食鸦片造成了国家的财政困难和白银的外流。无疑鸦片已经成了荼毒中国人民和社会的罪魁祸首。


  多媒体上呈现罂粟和清朝官员漫画形象。


  看到这样的情况,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是愚昧无知的。劳动人民坚决要求禁烟,他们把罂粟叫做“妖花”。官僚内部也出现了禁烟的呼声。这里就要提到一位官员他是谁呢?(学生回答林则徐)


  多媒体呈现林则徐照片,并附上材料三。


  “当鸦片未盛行之时,吸食者不过害及自身,故杖徒已足蔽辜。迨鸦片流毒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无可御敌之兵,且无可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慄!”


  ——林则徐


  师:1838年10月,林则徐上书道光皇帝,我们一起来朗读一下这段话(学生朗读),林则徐的话击中了要害,1838年12月。道光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州禁烟。


  多媒体显示林则徐虎门销烟的情景。


  师:林则徐到了广州后边迅速展开禁烟运动。他缉拿烟犯,逼迫外商交出鸦片。1839年6月3日到6月25日,历时23天,林则徐带领大小官员在虎门将鸦片销毁。这倒是是怎么样的一个局面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个视频。(观看林则徐虎门销烟的视频)


  师:当鸦片撒上生石灰遇水产生高热销毁时。中国人民欢呼雀跃,我们终于销毁了这毒害中国社会的东西。


  多媒体显示“虎门销烟真实中国安宁的开始吗?”


  师:虎门销烟是中国军民禁烟斗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国军民不畏艰难。共同对外的结果,显示了中国人反对外来侵略的坚强意志。同时林则徐也当之无愧成为了民族英雄。但是英国会就此罢休吗?显然是不会。这场销烟却成了英国发动中英鸦片战争的导火线。


  2.中英鸦片战争


  多媒体显示英国进军中国路线的地图。


  师:同学们先认真看一下书,找出英国向中国发动鸦片战争的路线。(两分钟)那么鸦片战争的过程是怎样的呢?


  学:1840年6月英国舰队开到广州海面,进行挑衅,鸦片战争爆发。然后北上到福建再到浙江定海,直逼天津。1841年初,英国占领香港,当英国到达南京长江江面,清政府派人求和。


  多媒體呈现示意图:广州→福建(厦门)→浙江(定海)→天津(琦善同英军谈判)→香港岛→南京(清政府求和)


  师:当英军进攻广东的时候。林则徐和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进行了积极的防御。当英军拥上炮台时,关天培与英军拼死决斗,最后身上受数十处伤,英勇牺牲(呈现关天培的图片)。由于福建以北防务空虚,于是英军攻陷了浙江定海,直逼天津。清政府虽然派琦善与英军进行谈判,但是在1841年初。英军更是攻占了香港岛。此时清政府觉得有失尊严。就与英国进行了将近一年多的斗争(呈现中英战争时的照片),最后以清政府的失败告终。


  3.《南京条约》的签订及影响


  多媒体呈现中英两国签字的场景。


  师:由于战场上的失败,清政府赶紧派人向英军求和,1842年8月9日清政府被迫在英国军舰上签订《南京条约》。


  多媒体展示《南京条约》的内容:


  师:《南京条约》的签订,中国领土完整受到了破坏,不仅进行了赔款,关税等自主权也受到了一定的破坏。


  多媒体呈现地图,并圈出香港岛,以及五处通商口岸。


  师:中国从一个拥有独立主权,完整领土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受别国控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底是怎样的状态呢?半殖民地是从国家主权的方面。指一个国家在形式上拥有自己独立的政府。但是实际上经济、政治的等各方面受到的外国殖民者的控制;而半封建是从一个国家的政治、生产构成上指。在形式上封建统治和自然经济占主导。实际上社会已经逐渐近代化的过程。而在《南京条约》签订以后,中国就开始了这样的转变。


  六、课堂小结


  鸦片战争及《南京条约》的签订只是中国近百年耻辱的开始,自此以后,列强开始涌入中国,瓜分利益,中国人民也在反抗列强的道路上做出了英勇的斗争。


  课后作业:观看《鸦片战争》,分小组讨论鸦片战争的具体影响,并写下读后感。


  


  第3篇:海口与内河:鸦片战争期间清廷的水文调查及影响


  鸦片战争中,清廷为应对英军“坚船利炮”的冲击,在漫长的海岸线上配置兵力,构筑炮台,展开大规模海防建设。但武器装备落后、兵力无法集中,以及消极防御的战略战术成为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清廷主要根据海防地理即沿海地理形势、海岸地理特点以及海洋水文要素等,部署兵力和炮台。清前期的海防地理知识,一是继承明代抗倭海防的经验教训,二是来自实地水文调查。以往研究表明,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和魏源等知识分子通过翻译英文书报或诉诸历史典籍,认识海外国家以及本国沿海的地理形势,加之鸦片战争以后,《四洲志》《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大量海防地理著作问世,它们大多来自学者引经据典,或是来自前线将领的记录,但并未涉及水文调查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有鉴于此,本文考察鸦片战争期间清廷在中国沿海的水文调查,探讨海防存在的问题,从海防地理的角度,分析战争的胜败。


  一、鸦片战争前清廷在广东沿海的水文调查


  19世纪30年代鸦片走私泛滥,刺激了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向中国沿海扩展鸦片贸易,甚至动用武力达到贸易诉求,对传统的对外贸易制度造成巨大冲击。然而,清廷上下对英国发动战争的意图认识不足,认为中英之间路途遥远致使主客之勢迥殊,其坚船利炮只能取胜外洋,无法得逞于内河,所以不会轻开边衅。这使清廷坚持“重防其出”的传统海防观念,其防范的重点“不在外夷,而在内盗”,主要针对国内反清势力和海盗,而不是来自海上的西方强敌。


  实际上,1830年后中英之间在鸦片走私、海关税费、治外法权等问题上的矛盾日益突出,武装冲突首先在广东爆发。针对英国的坚船利炮,广东当局在海口强化海防,重视通过水文调查,掌握海防地理知识。其中1834年英国首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LordNapier)率领两艘战舰强闯虎门海口,引发了鸦片战争前中英双方最严重的外交冲突。这次冲突暴露出清廷海防空虚的问题,为此,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检阅洋图,摘查文卷”,并前往虎门测量水势,增改海防章程。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时期英人也通过测量,记录下虎门海口的水文地理数据,这些数据保存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发行的《印度指南》(IndiaDirectory)中,该书是19世纪上半叶欧美船员前往广州的主要航海资料。对比中英双方测量的水深数据,详见表1。


  据表1,考虑到具体测量地点略有不同,以及潮汐涨落造成的误差,中英双方对虎门海口水深的测量结果相近,此外对暗沙、水底地质的记录也基本一致。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关天培结合海面宽度、水深、暗沙分布,确立起“三重门户”的构想。其一,大角、沙角炮台雄峙虎门东西两岸,为第一重门户,但因口门过宽,几乎无险可守,故将两炮台改作号令炮台。其二,武山与上、下横档岛之间的东水道,“向系夷船出入所必由”。这里水面宽深,但武山脚下的南山、镇远两炮台以及横档炮台火力能及对岸山根,形成交叉火力,故横档一线的第二重门户是防御重点。关天培于此改建南山炮台为威远炮台,并加固镇远炮台和横档炮台。但对于横档以西的西水道,由于“夷船向不由此行走”,防备较为薄弱,仅有永安和巩固炮台。其三,横档以北的大虎炮台为第三重门户,因临近炮台之处水面较深,此外俱是暗沙。故关天培主要加固大虎炮台。此后,关天培又在横档与武山之间安置排链,增设炮台,使虎门成为清朝最大的海防要塞。


  以往研究认为,鸦片战争中虎门之战失败的原因包括分段把守分散了兵力炮力、炮台防护能力差、火炮铸造差、英军逐点进攻使清军层层堵截的战术无法实施等。从海防地理的角度分析,该处海面宽深,处处可通。各炮台“非系四面虚悬孤立海中,即系后山之外,依然可通水道”。这使英军随处可以潜窜,不必由炮台前驶过,三重门户也就失去了防御价值,所以“此地势之无要可扼也”。战后,英国军官伯纳德(W.D.Bernard)指出这条防线的疏漏在于:“中国人误认为横档以西的水道不能通行而将其遗忘,这使我们能用轻型汽船、快艇和炮艇绕到武山防线背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19世纪40年代英国到广州的船只载重400吨至1400吨,吃水深度达到17至24英尺,这类大船确实难以通过西水道。但英军配有大量汽船,如复仇神号(Nemesis)载重700吨,吃水仅6英尺,它甚至能通过水深5英尺的浅水区,所以,西水道暗沙已起不到屏障作用。其实虎门之战时,英军一路绕过防守严密的东水道,由西水道进入攻占上横档岛,一路在武山西南威远炮台的侧后方下锚,从侧面攻击炮台,导致虎门防线土崩瓦解。


  虎门以上至广州的珠江河道水浅沙胶,更加险要。英人进入珠江后,“江中一切大船经常搁浅,以至预料每天要发生两三次,一只船能从一处移到另一处而不发生此事,那是幸运的了”。战前清廷官员一致认为珠江河道淤浅,“彼不熟习在此航行,不敢单独轻率驶进”。因此,清廷将兵力火炮主要投入到虎门海口,而珠江的江防较为薄弱,以致“向所筑之土台,有仅止容兵十余人或数十人,安炮数位者”,而且“其建设处所亦非扼要之地”。据林则徐调查,这段河道上的猎德、二沙尾和大黄沼河面浅狭,最为险要,“若前此果于该两处认真堵塞,驻以重兵,则逆夷兵船万难闯进”。实际上,清军注重海口门户的水文调查和海防部署,疏忽对内河堂奥的防御,这与清廷的战略战术有密切关系。


  二、鸦片战争与清廷在浙江沿海的水文调查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清廷的主要御敌方略是以守为战。林则徐就提出:不知该夷兵船笨重,吃水深至数丈,只能取胜外洋,破浪乘风,是其长技,惟不与之在洋接仗,其技即无所施。至口内则运棹不灵,一遇水浅沙胶,万难转动。


  由于英国战舰载重大,吃水深,一入内河“则潮退水浅,船胶臌裂”。加之林则徐认定英军不善陆战,因此,他提出“仍不如以守为战,以逸待劳”。关于以守为战始终存在守内河与守海口的主张,其中魏源主张“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所谓守内河,需要“先择浅狭要隘,沉舟短筏以遏其前,沙垣大炮以守其侧,再备下游桩筏以断其后,而后乘风潮,选水勇,或驾火舟,首尾而攻之”。夏燮也提出“善战不如善堵”之策,即“引之于浅水,邀之于半渡”。其实,守内河的战略在鸦片战争中并未得到贯彻。


  战争之初,英军攻陷定海,封锁各大海口,主力北上天津投书。直到1840年底英军返回广东,浙江宣布停战,中英双方转入广东谈判。这时清廷才着手强化海防,确立起“守海口”为主的战略思想,为此海口成为水文调查的目标。伊里布在浙江沿海筹备防守时,认为制夷之策“在严守不在力战”。他差人“测量口岸之大小,海水之浅深,潮痕之高下,以为布置备御之准”。浙江巡抚刘韵珂“亲勘杭、嘉两府海口,分别最要次要,筹添设防”。


  1841年1月,中英在广州再次开战。此后钦差裕谦向道光提出:“夷船吃水甚深,故不畏风浪而畏礁浅。”这类天险遍布中国沿海,以致“水中沙线,千条万缕,纵横曲折”。但“承平日久,不但民不知兵,抑且官吏水师,皆不知考求试验,扼要以待”。其实海防废弛已成为共识,首倡禁烟的黄爵滋就说:“特承平日久,在事文武诸臣,未免狃天险为可恃,习柔远为故常,一切防海事宜,有名无实。”这也表现为海防地理知识匮乏,黄爵滋曾向“习熟洋事之人”访求沿海形势,发现“稽诸图志,互有不符”。当时各类图志对沿海的记述纰漏百出,“或图限尺幅,或志有传伪,更兼潮汐滩涨,塘汛迁移,口岸则彼此易地,山险则左右易向,水道则远近易程,若执一方隅,更多不合”。这种情况下,裕谦建议道光敕下沿海各省将军督抚:


  通饬所属县营,遍历本属洋面,测量水势之深浅,滩岸之远近,沙线之险易,何处小舟可通而重载大船不能到,何处内地大船可通而外洋大号夷船不能到,以及港岸口门距大洋若干里,水深若干丈,城池距岸距滩距洋若干里,险溜暗礁若干处,一一试探,酌量情形,分别最要次要,何处应安兵安炮防守,何处应令地方居民自为团练防守,何处勿庸防守。


  1840年,中英双方在乍浦、崇明等海口的小规模冲突,以及英国军舰风鸢号(Kite)在余姚塘岸搁浅失事,令裕谦坚信海口明沙暗礁足以制敌,所以主张守海口,而不是守内河。有鉴于此,他提出在近岸海域进行水文调查,明确易于通航的海口,以及这些海口的水文地理状况。这具有一定科学性,得到道光肯定,“着沿海各省将军督抚饬属妥办防堵相机反击”。然而,各省督抚响应者甚少,只有浙江巡抚刘韵珂“遵复飞饬各该道府,督饬厅县营汛,遍历所属洋面,一一试探,分别妥速设防”。鉴于浙江为英军侵略的主要目标,刘韵珂特别重视实地调查。署乐清县都司事吕平蛟就因“奉委测量海口,并不亲身前往”,受到革职处分,并“于海口枷号一个月,满日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尽管这次测量数据已不可见,但从裕谦和刘韵珂的海防部署上仍能看出端倪。


  1841年,浙江的海防力量主要集中在定海和镇海。其中,定海防御工事的主体是沿海的土城,它面对的定海港不仅缺少礁浅沙线以资屏障,反而“港内洋面宽广,水深十数丈,逆夷大船,皆可寄碇攻我城池”。这与英军的测量结果相同,即定海港内“宽3.5链(cables),长6链,水深自4到8英寻不等。最东段一片暗礁处,水深2英寻”。据此“探知最大型号的船只可以靠近海岸”。与定海相仿的是,镇海的防御工事直面宽阔的甬江口。裕谦在口门两侧的招宝山和金鸡山筑起炮台,同时填塞江口,使河道变窄。但他指出:“惟港口量宽三百余丈,诚恐逆夷联结大小多船,铤而走险,乘潮闯驶口门。”更关键的是,这里浅狭之处甚少,“镇海城北一面逼近海洋,虽有沙涂间隔,相距不过二三里,亦恐为夷炮所及”。其实英军战舰并未受到沙涂的阻攔,据称:“战舰和汽船尽量驶到离岸近的地方抛锚,以便破坏镇海的防御工事,虽然此处水深变浅,但仍在船只允许的范围内。”这就意味着,裕谦等人在设防时,更关注定海和镇海作为浙江门户的战略地位,尽管这些口岸所在的海面并无天险可恃,它们仍成为海防最关紧要之地。


  由于裕谦主张守海口,水文调查的目的主要是区分最要次要,在易于通航的海口进行布防。其实沿海官员担忧“纵贼入庭,则必干罪戾”,均主张坚守宽阔的海口。对此,魏源反思:


  夫险者,非徒据口拒守,敌不能入之谓,谓其口内四路可以设伏,口门要害可截其走,寇能入而不能出也。自用兵以来,寇入粤东珠江者一,入宁波甬江者一,入黄浦松江者一,皆惟全力拒口外,而堂奥门庭荡然无备。


  其实口门以上的内河更加浅狭,如珠江、甬江、黄浦江等,但清军将主要兵力投注于海口,反而使内河防守较为薄弱。为此,魏源提出应“使舍守口外之力以守内河”。


  三、鸦片战争与清廷在北方沿海的水文调查


  1841年8月,英军第二次北上。道光皇帝判定英军将进犯天津,并对山东、直隶和奉天所在的北路海防表现出极大关注,并向沿海督抚连下上谕,表示“盛京为根本重地,尤为紧要”,“天津附近,京师尤关紧要”。而且强调:“至天津拱卫京师,地方紧要,迥非闽、粤、浙、江等处可比。”御史高人鉴也指出:“如天津为畿辅重地,奉天为根本重地,山海关又为两京咽喉。”山东登州则是“辽海门户”。这种重北轻南的海防战略,使北路成为水文调查和海防的重中之重。


  在定海和镇海接连失守以后,道光帝认识到英军战舰大小不一,总视水之深浅,以为进退,由此推断“该夷何项船只能到海岸,可以测水而知”。英军受制于水道浅狭,放弃进攻杭州和苏州的计划也证明了这一说法,故道光帝又回到裕谦的方案,即通过水文调查探寻沿海口岸的险易,在此基础上,部署海防力量,但这次不再要求沿海各省统一完成这项工作,只向盛京将军耆英和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下达严令:着即派委明干妥员,各就海口近岸水势,详细测量,何处深浅,何项船只可以拢岸,何项船只只能离岸若干远近,不能直逼口岸,其海潮增长之时水势深浅,均著一并查明,绘图贴说,据实具奏。


  这继承了裕谦守海口的方案,主要区分最要次要,判断易于通航的海口。对此讷尔经额回应:“直隶海口大小不一,内河外海或远或近,多有拦江沙阻限。”故各海口“均无大船可进之处”。耆英回应,奉天只有金州和复州常兴岛“大小船只皆可逼近口岸”,其余“非水浅滩薄,即礁石沙线”,大船难以进口。实际上,直隶、奉天二省仍有营口、锦州等优良港湾,讷尔经额和耆英显然是在敷衍了事。但北路的海防引起许多官员的关注,御史黎光曙曾向道光帝奏陈“筹备天津海防八条”,其中就包括:


  查天津县属之大沽口外,如宁河县属之北塘口,以及滦州、乐亭、昌黎、抚宁、临榆、丰润等处,皆有海口,请饬顺天府尹、直隶总督各绘图呈进,其海口可登之岸,岸上可由之路,务须一一绘出注明。


  黎光曙为湖南湘潭人,任职江南道监察御史期间与左宗棠有密切的书信往来,并“陈谏西洋互市章十数”,对中英关系有一定认识。道光皇帝也格外关注他的海防策略,并将这份奏折发给御前大臣僧格林沁,命令“将海口水势深浅详细查明具奏”。又命令再加履勘直隶与山东交界的狼坨子海滩。为此,僧格林沁对山东海丰县至山海关的沿海地区展开水文调查,其具体数据详见表2。


  僧格林沁进行水文调查的方法,一是访问“镇道将弁以至土著乡耆”;二是“委员乘坐小船,携带竹竿绳索前往丈量测试”,这使测量数据的精确度较高。据此,僧格林沁本着守海口的原则,认定大沽口为海防要区,至于天津南路各海口,以大沽河海口“水较宽深,局较散漫,大小船只均可驶入”,为最要口岸。祁口河“水势较之各口亦加宽深,系属次要口岸”。至于天津东路海口以昌黎之蒲河口、抚宁县之洋河口,“村落虽少而距海甚近,较为险要”。由此可见,险要的含义已转为水面宽深,离岸较近,大船可以直达的海口。实际上,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人才对“直隶辽东二海”展开调查。据金约翰(J.WKing)《海道图说》记载的调查数据,大沽口“凡船体入水十尺半至十一尺者,乘潮涨时皆可达天津,若船体稍深者,果能行过河口浅亘,亦无阻滞”。天津南路的主要进出海口为大三河、岐口河,其中“大三河即老黄河”,河口就是大沽河海口。岐口河即祁口河。天津东路则为泺河、蒲河、洋河,这与僧格林沁的调查基本一致。


  由于清朝上下对英军攻击目标判断失误,在北路的调查和海防部署,并未在这场战争中发挥实际作用。直到1859年僧格林沁才有机会利用大沽口的地理优势,痛击英法联军。令人遗感的是,此后联军吸取教训,绕过大沽口防线,转而在防卫薄弱的北塘登陆,由侧面攻击,导致大沽失陷。北塘海口为蓟运河人海口,有拦江沙横亘水中。根据沙上水深,僧格林沁判定仅本地商船和舢板小船可由此进入。这在一定程度上,令他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坚持北塘海口“限于地势不能设守”。⑩导致英法联军轻而易举地夺占北塘。


  四、鸦片战争与清廷在长江流域的水文调查


  1841年底,英军就决定于次年春季发动长江战役,占领“足以割断中华帝国主要内陆交通线的一个据点”。这个据点就是长江与运河交汇处的镇江,由此全面封锁大运河和长江口,使南北漕运完全停顿。为防止英军向长江流域渗透,1841年10月两江总督牛鉴亲赴吴淞查勘,并“遴委干员,赴福山、刘河各海口测查水势”。据此判定吴淞海口,“水面约宽七八里,商贾大船往来辐辏,溯流而上,始抵上海县城,是江南第一扼要之区全在宝山海口”。次要口岸包括乍浦、常熟福山口、太仓刘河口,“然皆口窄沙积,仅容小船出入”。崇明岛“四面均系沙滩,离岸甚远”。江阴县黄沙港等口,“中隔大江,下有礁石,地段绵长,积沙成壤,去海稍远”。这些都不在最要次要之列。


  实际上,清代以来长江口北岸迅速淤涨,使崇明岛与海门之间的长江口北支河道束狭,长江主泓由北支移入南支。道光时期,长江口北支“并无深洪大溜,惟本地之平底沙船尚可出入”。崇明岛与南汇、川沙、宝山、太仓等地之间的长江口南支成为“由海入江之路”。处于长江口南支的吴淞海口是上海的出海口。值得注意的是,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放海禁,并在东南沿海设海关管理海上贸易。其中,江海关就设在上海小东门外,自此上海興起,发展成为江南贸易枢纽。道光时期的漕粮海运就在上海试行,战略地位尤为重要。故牛鉴确定“是江南防海要地,不能不聚精会神,全注于宝山之吴淞一口也”。


  在守海口战略以及水文调查的影响下,牛鉴将主要兵力全注于吴淞口。吴淞口东岸有浅滩,西岸却无险可守。同治时期,两江总督李宗义勘察吴淞口涨沙指出:“该淤沙自口门东偏,隐伏水底,南至江心沙始露出水面。凡华洋大船初入口,必沿西岸而行。”有鉴于此,牛鉴根据水文调查结果,判定西炮台最为紧要,“且海口深洪,亦去炮台甚近”。其次为西炮台至宝山县城的土塘,“其深洪又较远四五里”。这两处为防御的重点。宝山以西和东炮台,因“该处深洪去岸甚远”,防御力量薄弱。吴淞之战中,英军也发现这一问题,据称:“有人在吴淞和宝山两镇之间,靠近炮台的中心处,指出一个可以登陆的地点。”此后英军在坚船利炮的掩护下,于土塘中段衣周塘登陆,从侧面包抄西炮台,导致吴淞口防线彻底瓦解。


  相比吴淞海口,长江下游河段更为险要。据英人伯纳德对长江下游的叙述:


  沿江一带有许许多多沙滩,而且由于江流湍急的缘故,有些沙滩还在随时改道。快到镇江府那一带地方,江中还有暗礁,随时可以发生危险。而在扬子江航行所遇到的最大困难,还是江水的急流,即使不受潮水的影响,有些地方水流的速度每小时达到三英里半至四英里。


  受潮汐作用和上游泥沙的影响,镇江以东的江中形成大量沙洲,一直存在扩大并岸的现象。这一段“水浅滩高,礁沙缕结,可以行船之深洪,仅止一线,或南或北,迂回曲折,辨认甚难”,所以牛鉴断定长江口以上“为逆夷大船不敢轻履之地”。清廷水文调查和对英军攻击目标判断失误,使其疏于江防。梁廷楠《夷氛闻记》记载:“常州镇道请守鹅鼻嘴,鉴又以长江沙路屈曲,夷船万不能深入,却之。”实际上,江阴鹅鼻嘴为“长江人海第一扼要门户”,因为靖江与江阴之间原有沙洲,名为马驮沙,该沙洲于17世纪并向长江北岸,对岸鹅鼻嘴一带就转变为单汊型河道,这使江面狭窄,水流湍急。牛鉴勘探江口时,发现鹅鼻嘴“江水直趋,傍山面下,江面深洪约有三四十丈之宽。其下游沙线四道,有南夹、磨盘、斜桥、庶困名目,计长一百二十多里,该逆大船断难飞越”。因此,当京口将军海龄奏请责成常镇道“招募水勇,雇觅船只,备办木筏等件,拦江阻截”时,被牛鉴以“该逆断不敢舍其大船巢穴,用杉板小船越六百里沙礁重地”为由,断然拒绝。


  实际上,英军通过长江水道异常艰难,他们依靠吃水浅、操纵灵活的汽船测量水深,引带舰队,并拖拽兵船和运输船才能勉强前进,途中不断遭遇搁浅。但江防空虚,令英军“见诸险全未设备,而近水可以设伏之丛沟荻港,皆虚无兵炮。遂于六月八日直薄瓜洲,以城空,过不入,越江路六百余里,迳抵镇江”。魏源也指出:“贼未测江水深浅,沙线曲折,又未审内地守备虚实,逡巡未敢人,乃劫沙船,导火轮船,两次驶探,初报诸险要无备,次报诸汊港荻洲皆无伏,始连樯深入。”战后牛鉴自陈:“误认江路迂浅,夷船不敢深入,遂于鹅鼻嘴等处未曾厚集兵力,而不虞江水涨发,江面顿觉宽深,竟不能拦其大帮船只之窜入也。”这不禁令人扼腕叹息。


  综而述之,鸦片战争中清廷为掌握海防地理,展开大规模水文调查,其调查结果的精确度达到较高水平,这为海防部署提供了重要依据。但清廷不了解英军的军事实力和战略战术,同时在守海口战略的指引下,水文调查结果反而令其误判敌人的进攻方向。一方面,水文调查使清廷认识到沿海最要次要的分布,从而将海防力量部署在战略地位突出,易于通航的海口。这些海口港阔水深,缺少礁浅沙线以资屏障,这就使清军岸上炮台直接暴露在英军炮火攻击下,有利于英军发挥坚船利炮的优势。另一方面,水文调查使清廷认识到海口水道的险易,从而将主要海防力量用于控扼海口的主要进出通道,对于海口内浅狭的水道和海口以上更为浅狭的内河疏于防范,使英军利用这些漏洞抄袭清军侧后方的战略屡试不爽。可以说,对水文调查结果的错误应用,也是鸦片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


  [作者简介]王涛,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海洋史、中西关系史、地图测绘史。


  李诗嫒,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第4篇:鸦片战争与19世纪中后期朝鲜王朝的中国观


  一、引言


  众所周知,19世纪中后期中国清朝经历了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太平天国运动等一系列严峻考验,面临着空前的统治危机。那么,从内心深处并不情愿接受对清朝贡关系的朝鲜王朝在这种情况下又是如何认识、面对清朝的这一系列统治危機与严峻考验的呢?这一时期的中朝本文中所指朝鲜,是指朝鲜半岛处于朝鲜王朝统治之下时的朝鲜,并非现在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关系又是如何呢?对这些问题的探究与解答有助于我们理清中朝(韩)关系发展脉络、理解当今中朝(韩)关系,进而有效调节现实矛盾与冲突,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然而这一研究主题,不仅国内相关研究不多见,目前国内仅有《朝鲜君臣对两次鸦片战争的反应评述》一文对相关主题进行了阐述。但该文亦主要侧重于分析、评判朝鲜王朝君臣对鸦片战争采取的应对方式本身。参见李永春:《朝鲜君臣对两次鸦片战争的反应评述》,《韩国学论文集》,2007年,第45-54页。即使是在韩国与日本也是如此。尽管从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关注并积累了不少研究成果,参见[日]原田环:《十九世紀の朝鮮における対外的危機意識》,《朝鮮史硏究會論文集》,1984(21):73-105;[韩]闵斗基:《十九世紀後半朝鮮王朝對外危機意識——第一次,第二次中英戰爭異樣船出沒對應》,《東方學志》,1986年第52辑,第259-279页;[日]三好千春:《アヘン戰爭に關する燕行使情報》,《史艸》,1989年第30辑,第28-62页;[日]三好千春:《アヘン戰爭に關する燕行使の情報源》,《寧樂史苑》,1990年第35辑,第21-32页;[日]三好千春:《兩次アヘン戰爭と事大關係の動搖》,《朝鮮史硏究會論文集》,1990年第27辑,第47-68页;[韩]河政植:《歐美列强中國侵略朝鮮反應》,《東洋學》,1998年第28辑,第1-17页;[韩]河政植,《阿片戰爭朝鮮·日本》,《近代中國硏究》,2001年第2辑,第23-56页,等。但这些研究成果主要侧重于分析朝鲜君臣对两次鸦片战争的反应本身,韩国闵斗基教授的《十九世紀後半朝鮮王朝對外危機意識-第一次,第二次中英戰爭異樣船出沒對應》、河政植教授的《阿片戰爭朝鮮·日本》,以及日本学者原田环的《十九世紀の朝鮮における対外的危機意識》可谓是其中的代表性研究。而对19世纪中后期朝鲜王朝对中国的认识,以及这种认识产生的原因,却涉及不多。


  因此,本文希望以19世纪中后期朝鲜王朝对鸦片战争的认识与反应为中心,考察该时期朝鲜王朝的中国观,并且采取纵向比较的方式,与这之前、之后相对比,考察朝鲜王朝中国观的变化内容,揭示中朝关系演进的内在动因和趋势,为理解当今中朝(韩)关系提供一个新的角度。


  二、唇亡齿寒:朝鲜王朝的对外危机认识19世纪是清朝逐渐开始从康乾盛世走向衰落的时期,特别是道光时期(1821-1850年)爆发的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年)使得天朝“颜面”尽失,中朝关系似乎面临着严峻考验。然而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的失败并未动摇中朝两国之间的宗藩关系,朝鲜政府对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一事反应比较平淡,[1](25~32)中朝两国仍在传统的朝贡关系框架内进行交往。据统计,道光时期朝鲜使行次数共66次,平均每年2.2次(参见[韩]全海宗(著)、金善姬(译):《中韩关系史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94页)。另据《哲宗实录》记载,1850年2月4日,在听到清道光帝驾薨的消息后,朝鲜君臣认为“道光皇帝三十年之间,顾念小邦,屡施格外之恩”,可谓是“轸念甚厚”,对此表示“心常感叹”。可见,此时中朝宗藩关系运转正常。参见[韩]国史编纂委员会:《朝鲜王朝实录(48)》(影印本),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1955-1958年,第555页。可以说,第一次鸦片战争带给朝鲜的直接影响就是对鸦片问题的警觉。[2](266)


  不过尽管朝鲜认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只不过是一起地方性骚乱事件,[3](15)对清朝战败的消息反应比较漠然,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清政府的再次惨败则令朝鲜内部极为震撼。朝鲜哲宗11年(1860年)12月9日,在收到赍咨官金景遂(1818-?)包括有关北京陷落、圆明园被毁、皇帝避难热河等内容的报告后,[4]朝鲜政府马上决定采纳备边司的建议,派遣问安使赴热河向咸丰帝问安。[5](641)并于第二天(12月10日)召见重臣次对,指出“燕京之于我国,即唇齿之比也。燕京若危,则我国岂晏然乎?”,共同讨论中国战败可能给朝鲜带来的影响。[6]此外,在上述热河问安使赵徽林(1808-?)一行于1861年返回朝鲜后,[7](642)哲宗又亲自召见并仔细询问“中原事势何如”。[8](644)可见,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的战败给朝鲜带来了“唇亡齿寒”的严重危机感,引起了哲宗的高度关注。


  这种“唇亡齿寒”的危机意识在当时朝鲜的知识阶层以及民间亦是如此。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尤其是当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咸丰皇帝避难热河的消息传到朝鲜后,朝鲜国内一片恐慌,各种流言盛行。如《承政院日记》中就有如下记载:“上曰,‘闻近日民心骚动,多有落乡者云’,(中略)晦寿曰,‘东俗好动,自前已多骚讹,而近自北京事以后,一倍骚扰,胥动浮言,民无定志,莫可镇安’”。参见《承政院日记》哲宗12年(1861)1月29日条。在朝鲜人看来,当时西方势力与太平天国军随时可能会危及到朝鲜。如1861年1月朴珪寿(1807-1877年)作为问安使行副使赴热河向咸丰帝问安时,[7](642)金允植(1835-1922年)就曾讲到,“洋夷猖獗日久。天下被其害……今中州既残。次将及于我矣。”[9](559~563)1861年3月回国的冬至使正使申锡愚(1805-1865年)也讲到,“今之忧者,其说有二,洋夷既满皇城,则或恐因势东犯,……曰南匪(太平天国——引者注)滋及近省,则或恐抢我西鄙”。[10]更有甚者,如金平默(1819-1891年)则认为,“西洋必陆沉中国,而唇齿东韩,胥及于溺矣。”[11](559~563)也就是说,在金平默看来,朝鲜也会步中国后尘,亡于西洋。


  可见,在19世纪中后期,面对清朝在内忧外患打击下陷入的深刻危机,朝鲜也深感唇亡齿寒,命运与之休戚相关。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命运共同体意识”与明末朝鲜大臣们即使“朝赴夕死”也要参加萨尔浒之战以报答明朝拯救之恩的行动不同,它是建立在现实利益基础之上、具有一定功利性目的的。如金允植在1861年《奉送瓛斋朴先生珪寿赴热河序》中讲到:


  “我之于清,小大虽殊,实唇齿之国也。清之不幸,非国之福……为今计者,当之先受攻处,以觇其利害虚实。譬犹人欲调防于未病之前,当之先病者而问其病崇之因由……清人以我近于其根本之地,故终始厚遇。迄二百余年……受其赐亦多矣。彼虽遭困于一时,若天心未改,还都之后,修复旧政,赏信义绝反复,以我不倍于危乱之际,其见遇必愈厚。”[9](559~563)


  也就是说,在金允植看来,朝鲜对清臣事已久,“受其赐亦多”,朝鲜不能够乘清朝衰弱之际而加以背叛。并且在这“清师败绩,皇帝出避热河”的“艰危”时刻,为有效防备洋夷进扰,朝鲜也需積极行动起来,通过向清廷遣使问安掌握清廷内情,这是防患于未然的有效途径。并且万一日后清廷能够“修复旧政”,东山再起,也会对朝鲜的信义给予厚报。


  可见,此时金允植之所以会主张朝鲜应与清“共患难而全终始”,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更看重现实,是出于对现实中朝鲜国家利益担忧的缘故。如果让我们回顾一下明末朝鲜大臣们即使“朝赴夕死”,甚至不惜与当时朝鲜国王——光海君(1608-1623年在位)反目也要参加萨尔浒之战的情形,我们就会发现此时朝鲜的这种对清的“共同体意识”是多么脆弱。当年万历朝鲜战争后,朝鲜的义理派大臣们认为朝鲜有义务偿还明朝的莫大恩惠,所以在面对报答明朝拯救之恩的机会——萨尔浒之战时,他们认为“图报万一,正在今日”,[12](92)纷纷表示“王室有急,则诸侯赴难,分义所当然。况我国之于天朝,有再造曲全之恩者乎?虽悉索敝赋,朝赴夕死,固不敢辞。”[13](79)备边司官员为了义理,甚至不惜与光海君反目:“圣意所在,本为泽民,臣等所争,只欲循义。与其得罪于天朝,宁得罪于圣明(光海君——引者注)”。[14](109)


  此外,应该指出的是金允植这种立足于朝鲜王朝现实主义利益之上的对清观在当时很有代表性,这从哲宗的态度中可见一斑。1861年6月19日,哲宗在召见返回热河使时,尽管也讲到“当此艰危之时,其在事大之道”,理应有“一番问安之礼”,[8](644)但当他听到“今行,即列国所无,东国独有之”的消息后,反应则较为敏感,接着追问是否果真只有朝鲜前去问安。“凡朝贡诸国为几许,而果无别使之入来者乎?”参见《承政院日记》126卷,哲宗12年(1861)6月19日条。并且在该年10月24日召见谢恩兼冬至使一行时,又特意让使臣了解一下清朝的最新动向以及去清朝的贡使共有多少人等情况。“上曰,闻,咸丰时,用权诸臣,皆革职拿问云矣。今则任用,果得贤良,而其人心,亦能安顿,当此抢攘之际,外国使臣之来贡者,为几许,亦为一体探问以来。”参见《承政院日记》126卷,哲宗12年(1861)10月24日条。通过这些行动,我们可以认为哲宗对“上国”清廷的权威是有所担心的,对于是否应该与清朝“共患难而全终始”是有所顾忌的。


  三、“事大主义”的动摇与自尊、主体意识的增长在西势东渐、朝鲜对外危机不断加重的过程中,朝鲜对中国的认识也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朝鲜政府对清政府的不信任在增加,传统的“事大主义”正在发生动摇。在1866年“丙寅洋扰”发生前,清政府曾向朝鲜发送咨文,通报了法国将要武力进攻朝鲜的消息,指出法国兴兵之借口为朝鲜政府杀害了法国传教士,如确有此事,请朝鲜政府加以调查,据理力争而不要轻启战端。据《高宗实录》记载,该消息主要内容为:


  “前因法国公使,屡请发给传教士护照往朝鲜,而自总理衙门,以习教非朝鲜所愿,碍难发照行文矣。复据法国公使照会内,称高丽国王,将法国主教二人及传教士九人,并本地习教男妇老幼,尽行杀害。是以命将兴师兵船,不日齐集。中国既知此事,不能不从中排解,而如果有杀害教士等情,先行据理查询,不必遽起兵端,以此行知该国,使之熟思审处。”[15](223)


  对此,朝鲜副护军奇正镇(1798-1879年)竟认为清朝的态度半是威胁,半是调停,并非真正的友邦态度。他在上疏中对此批判曰:“至有北京移咨之来。其辞意殊常,半涉虚喝,半涉调停”。[16](229)


  这种不信任的态度在1874年6月清政府礼部向朝鲜通报了日本将要入侵朝鲜的消息后有更明确的体现。1874年4月27日,日本借口琉球“牡丹社事件”1871年12月11日,琉球宫古岛民遇强风飘至台湾东南部,登陆后有54人因闯入台湾原住民住地,遭杀害。此事件即为“牡丹社事件”。悍然出兵台湾,清政府礼部为维护朝鲜的安全,曾发送密咨于朝鲜政府,建议朝鲜“与法、美立约通商”,以牵制日本。据《高宗实录》记载,该密咨主要内容如下:“据洋将日意格(ProsperMarieGiquel,法国人——引者注)云:‘日本尚有五千兵长崎。台湾退兵后,将从事高丽。法、美与高丽,前隙未解,必以兵船助之,高丽不足以敌三国。若中国能令高丽与法、美立约通商,则日本势孤,不敢动兵,高丽之民得保全,即使日本妄动,高丽力亦足支’”。参见[韩]国史编纂委员会:《高宗纯宗实录》第1册(影印本),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1970年,第464页。对此,朝鲜领议政李裕元(1814-1888年)认为总理衙门的咨文是出自清政府的私心,是为了迷惑朝鲜。他讲到:“总理衙门欲报我国之有事,则只言有事而已,何为以通商等说,有若恐动而诱之者乎?”[17](464)


  可见,尽管这一时期,朝鲜也认为清廷对朝鲜的事情“到底勤摰,实为感激”,[18](378)并继续坚持传统事大政策,将内政外交的主要事项向清政府报告并进行咨问。如《高宗实录》中就有如下记载:“议政府启:‘洋匪滋扰,移咨中国,即近例。然而此次之前后颠末,亦不容不详陈。令文任撰咨,别咨官,令译院差出,以为从速入送何如?’允之。”参见[韩]国史编纂委员会:《高宗纯宗实录(1)》(影印本),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1970年,第365页。但同时朝鲜政府对清政府的不信任感也在增加。朝鲜已经认识到清廷自身难保,更无能力去保护朝鲜。这从朝鲜使臣的中国认识中亦可见一斑。1861年3月27日,朝鲜哲宗国王接见了返回的冬至使申锡愚一行。当时哲宗君臣就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形势进行了一番交流,认为清政府与英法签订合约是出于迫不得已。


  (哲宗)“中国之与洋夷和亲,必是洋夷之以兵力勒和也,此出于宣布邪教,和卖鸦片之计也,鸦片,渠国(他们国家——引者注)之人不服,使中国之人服之,未知何意也。”


  (申锡愚)“中国之听和约,出于势不得已,观于英法和约书中,可以推知,邪教中国之所斥,而许其传习,洋药中国之所禁,而许其交易,其他所约条款,皆取洋夷所便,其力屈强和,可知也。”[19]


  另外,朝鲜使臣李建昌(1852-1898年)在出使中国前曾讲到,“中国者,外国之枢也,如入中国而善觇之,则可以知外国之情。”但1874年10月至1875年4月高宗11年(1874)10月至高宗12年(1875)4月,李建昌曾以冬至使书状官的身份出使中国。参见[韩]国史编纂委员会:《高宗纯宗实录(1)》(影印本),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1970年,第481页。出使中国后则叹曰,“吾犹不知中国之至于此也,中国如此,吾邦必随之而已。”并对当时朝鲜人颇为信任的李鸿章提出了质疑,“李鸿章贻书于我,啖以通和之利,时人皆谓鸿章,中国名臣,其言可信。建昌独曰:‘鸿章大侩也,侩惟时势之从而已,我无以自恃而恃鸿章,则后必为所卖。’”[23](233~237)


  在这种不信任态度的影响下,朝鲜民族的自尊与主体意识也开始凸现出来。这在朝鲜击退法国舰队后兴宣大院君(1820-1898年)的态度中有明确的体现。他讲到:


  “洋夷侵犯,列国亦自有之。于今几百年,此贼不敢得意矣。伊自年前中国许和之后,跳踉之心,一倍叵测,到处施恶,皆受其毒。惟独不行于我国,实是箕圣之在天阴骘也。”[20](235)


  在此,大院君指出,西方国家本来就具有侵略性,不过迄今为止,他们一直未能得逞。几年前中国对其“许和”后,他们则变得更为恣意妄行。在大家皆受其毒的情况下,唯独朝鲜通过顽强抵抗,获得了胜利。可见,在大院君看来,朝鲜做到了中国都未能做到的事情。此时对大院君来讲,中国应该已经不再是能够指导或介入朝鲜对外关系的“上国”了。


  这种自尊与主体意识在“辛未洋扰”时也多有体现。1871年4月25日,朝鲜高宗君臣在广城堡战役后曾召开会议。朝鲜右议政洪淳穆(1816-1883年)讲到:


  “而见今一种阴邪之气,流毒四方,惟此青邱一片独保干净者,寔以礼义相守。故自丙寅以后,攘斥洋丑,又可以有辞于天下。今虽此夷,若是侵犯,和之一字,断非可论。”[21](363)


  就是说,在右议政洪淳穆看来,在当时“阴邪之气流毒四方”的国际大环境下,唯有朝鲜因坚守礼仪而独保干净。1866年“丙寅洋扰”朝鲜击退洋夷之举足可自豪于天下。现在美国若是侵犯,则断不可与之通好。可见,当时朝鲜君臣在“丙寅洋扰”击退法国后,其自尊与主体意识可谓是高度增长。


  四、结语


  综上所述,19世纪中后期,当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的再次惨败给朝鲜带来了“唇亡齿寒”的严重危机感时,朝鲜在继续坚持传统事大政策的同时,其自尊与主体意识也逐渐凸现出来,传统的“事大主义”正在发生动摇。所以会发生这种动摇,笔者认为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尽管在清朝的怀柔政策下,中朝宗藩关系自康乾盛世后开始步入了和谐发展的新轨道,但清政府始终没能获得朝鲜政府的真心事大与感服。黄玹(1855-1910年)在其《梅泉野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可供我们更好地了解当时朝鲜政府当政者们的真实想法:


  “上(高宗——引者注)年十三御极,既数年,甞御经筵,讲孟子,至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慨然顾曰,七十里百里,猶可以为政于天下,况我国三千里者乎,何以则能秣马燕云(燕云十六州——引者注),洗祖宗之耻(丙子胡乱——引者注),筵中莫能对,时申正熙,以武承旨入侍,越班对曰,此易易尔,上遍问曰,策安在,对曰愿殿下修德。”[22]


  从这段记载里,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到了朝鲜王朝末期,朝鲜政府依然对“丙子胡乱”一事耿耿于怀。对朝鲜而言,清政府依然只是不得不臣事的大国,而朝鲜之所以臣事清廷,只是因为无力伐清。诚如朝鲜文臣丁范祖(1723-1801年)丁范祖为朝鲜正祖(1776-1800年在位)时期文臣,这时清政府正处于乾隆皇帝统治下的全盛时期。可见清政府即使是在全盛时期也未能得到朝鲜政府的真心臣服。所言,“姑力屈而事彼也。非甘心也。”[31](378~381)当清政府出现衰亡迹象时,朝鲜政府内部之所以会出现主张北伐的声音,除上述金平默外,当时作为朝鲜思想界主流的“卫正斥邪”思想代表人物李恒老(1792-1868年)、申箕善(1851-1909年)等人亦都积极主张北伐。参见李恒老:《柳重教录》,《韩国文集丛刊(305)》,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2003年,第420-429页;申箕善:《汇言》,《韩国文集丛刊(348)》第348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2005年,第358-363页。中朝宗藩关系之所以会发生动摇,可以说主要是这种心态作用的结果。


  其次,与清政府利己的对朝政策密切相关。尽管是出于无奈,但清政府在朝鲜遭受外来侵略,尤其是在“丙寅洋扰”与“辛未洋扰”期间,当朝鲜以藩属身份要求清政府协助对抗列强保护其权益时,清政府采取了规避责任的态度,凡事要求其“自行处理”,[23](120~121)最大限度地排除因介入朝鲜与西方各国之间的交涉而可能给清廷带来的“责任”。[24](85)这与在“清兵满辽阳,流贼遍中原”的情况下,“然犹欲涉海出师,远救属国”的明朝可谓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说崇祯帝的上述举动令朝鲜君臣“中夜念此,不觉泪下”的话,[25](332)那么清政府所采取的这种规避责任的搪塞手法,则只能令朝鲜大失所望。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从现实出发的功利性态度虽然可以帮助清廷在现实问题上做出比较清醒的选择,但同时也最终会成为疏离中朝关系的催化剂。这从以上朝鲜的对清观中可见一斑。另外,朝鲜朝文人曾反复论说上国与大国的区别,认为清入关后为缓和与朝鲜的关系,所采取的多次蠲免朝鲜岁贡等一系列对朝政策充其量为“惠”,绝非“恩”,与对朝鲜有再造之“恩”的大明不能同日而语,这在朴趾源(1737-1805年)的对清、对明观朴趾源在论及朝鲜与明朝的关系时说,“皇明,吾上国也,……四百年犹一日,葢吾明室之恩,不可忘也。……恩在肌髓,万世永赖,皆吾上国之恩也”,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明朝再造之恩的感激之情。相反,对清朝,他则讲到,“不谓之上国者,何也?非中华也,我力屈而服彼,则大国也。大国能以力而屈之,……今其赐赉之宠,蠲免之谕,在大国不过为恤小柔远之政,则虽代蠲一贡,岁免一币,是惠也,非吾所谓恩也。”朴趾源:《行在杂录》,《韩国文集丛刊(252)》,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2000年,第242-245页。中就可以看出来。笔者以为,在构建“东北亚共同体”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这对于我们如何推进东亚的彼此信任和互相合作,构建真正的文化认同应该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5篇:浅谈高中《鸦片战争》教学中国际法意识的培养


  一、高中《鸦片战争》传统教学中的不足


  1840年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其标志性的历史事件是鸦片战争,因为这场战争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因此凡是要讲述中国的近代史,鸦片战争是绝对不能跳过的。初高中历史教学都要学习鸦片战争,只是侧重点不同。根据学生的年龄、认知水平的不同,一般而言,初中教学更注重对历史事件过程本身的叙述,而高中教学则更关注事件的来龙去脉及影响。正是基于这一普遍的认识,高中鸦片战争的教学就形成了一套模式:战争的背景、战争的原因、战争的经过、战争的结果及原因、战争的影响。在这一模式中,高中教学基本忽略了战争的过程,而把战争的背景、原因,尤其是战争的影响放在了重中之重,而战争的影响又是从一系列不等的条约中分析出来的,所以高中《鸦片战争》的教学会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对条约的逐条分析上。这种教学其实是在强调屈辱史,是在控诉列强的侵略给中国带来的危害。那么,这样的教学方式对不对呢?我根据自己的教学过程来看,这种方式存在以下不足:


  1.讲述屈辱史本身没错,但过分的强调屈辱史一会让我们的教学偏离课程目标即学生学科素养的培养,二会让我们成为一个怨妇,总是在一个角落里哭诉,容易形成狭隘的民族观,不利于我们的崛起,不利于我们形成大局观、国际意识。


  2.忽略过程的教学是不完整的教学,了解鸦片战争首先还是应该还原历史过程。其实,鸦片战争的过程对学生学科素养的培养是至关重要的,全球史观、国际法观念的培养必须在战争过程的讲述中方能培养。正是我们在教学中忽视了战争过程的教学,所以让学生只知道侵略者是多么野蛮,而对清政府的无知或错误的做法知之甚少,这不利于我们今天融入国际社会,不利于我们今天参与国际竞争。


  3.教学观念过于陈旧、传统。现在的教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沿用以前的革命史观,在革命史的范式下,正是由于列强的侵略,导致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不平等的条约致使了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而社会性质的变化则是为了解说革命任务,这是培养革命意识,这在民主革命时期没错。但现在不同了,现在我们更多的是要培养现代意识,法治意识,当然这并不代表我们就主张忘记过去,恰恰是要从历史的教训中培养现代意识,法治意识。


  正是基于这以上认识,我在《鸦片战争》的教学中,注重了对学生全球史观和国际法、现代意识的培养,下面我就我的一点做法与大家交流,不妥之处,请大家斧正。


  二、国际法、现代意识在高中《鸦片战争》教学中的运用


  1.关于条约的废除问题。强调屈辱史必谈条约,不平等条约是旧中国的集体记忆,中国要想独立与富强,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必要和必须的,这也是唤起民众进行反侵略斗争、激发民族情感的需要,这在革命战争年代是能够被理解的。但是,今天中国已经强大了,已经融入到了国际社会,已经在国际法的框架下参与了国际竞争。在此背景下,对历史上的这些不平等条约就应该采取客观的态度,尤其应该在国际法的意识下看待这些不平等条约。其实,不平等条约是从道义上和政治意义层面来说的,在外交和国际法上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条约是国家之间的协议,守信是基本原则,不能因为事后你认为这个条约对你不公,你就谴责别人,甚至单方面毁约。所以在国际法上废除不平等条约是行不通的。那么,我们对于这些条约是不是就没有办法了呢?不是。我们还是要在国际法的框架下解决,如何解决,国际法下,修约是国际常态。在历史上,1853年美国扣关后,日本也与我们一样面临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就算日本明治维新后也没立刻废约,而是不断的通过修约和改定新约来实现其平等的国际地位。日本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要与世界接轨、要参与竞争,但这么接,怎么竞争,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一定要在国际游戏规则(其实就是国际法)内做游戏,熟悉并用好这些游戏规则。如果发展中国家要融入国际社会,你就必须承认这些规则,否则你就被排除在外。中国加大在世界银行中资金比例,而在联合国中则坚持要按国家实力来分摊会费,这就表明我们已经学会了利用国际规则来维护国家利益了。


  2.关于部分条约内容的认识——因缺乏国际法意识,导致国家利益的损失。一般而言,教师在分析条约内容时都把重点放在了条约的危害方面,即损害了中国的某项主权。但有些主权的丧失却是由于清政府的无知而导致的,这也应该引起我们的更大关注。在教学中,我主要从条约中的关税协定和领事裁判权两项来说明这一点。


  在鸦片战争以前,由于缺乏现代意识和国际法观念,清政府根本不重视海关,没有关税的概念,广州十三行的税收也不归国库,而是供皇室消费。清政府在战争以前的贸易实际所得税率其实比《南京条约》的值百抽五还要低。而从后来清政府的财政状况来看,关税所得相当于清政府一年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可以想象如果当时咸丰帝的要求曾被列强“好心”答应了,清政府可能在几年之内会财政崩溃,同时我们的民族工业更是无从发展。


  领事裁判权也是常拿来说事的,这也确实是破坏了我国的司法主权,给我们带来了诸多危害。但客观而言,领事裁判权也是清政府的司法不能与国际法接轨导致的,而且这也是清政府乐意接受的。那是,英国的法律制度是很健全的,国际上也有了国际法,而清政府只有刑律、官律,没有民法、商法;县太爷既是公安局局长又是法官,有没有罪是他一个人说了算。这就使得中外法律观念、诉讼程序上的差异太大,而这种差异是外国不能接受的。如果我们今天从国际法的角度客观地看,英国当年的要求还是有道理的,就算是放在今天,中国的司法体系也必须改。更何况,当年清政府对这一条约内容还是相当满意的,甚至认为是自己“以夷制夷”战略的胜利呢。


  正是由于当时清政府的无知,缺乏对国际法、国家贸易、外交的认识,才导致了当时的屈辱,导致了今人对列强的无比愤怒。但我们不能用今人的愤怒来掩盖当年的无知,揭露列强侵略的同时,更应该反思自己。我们要大胆的承认对于这场战争我们自己也应该承担一些责任,这个苦果是由于我们自己的无知种下的。唯如此,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实现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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